中美关系进程中的邓小平与美国政要

　　1981年1月4日，在获悉里根击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邓小平向美国客人陈香梅等阐述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对里根进行“当头棒喝”：

　　“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我们理解在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

　　面对邓小平的严正态度，里根不得不正视中方的立场。入主白宫后，由于中国政府和邓小平反对美方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里根授意美国国务院与中方举行谈判。1981年12月4日，中美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1982年8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它和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共同构成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三大基石。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里根出访中国，邓小平亲切会见。其间，中美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防止偷漏税等4项协定和议定书，并草签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4月28日，邓小平对里根直截了当地说，“有资格发动世界战争的还是美苏两家。美国应从4个航空母舰的政策中走出来，否则将同世界上十几亿人口结成疙瘩。”很显然，当时美国的“4个航空母舰的政策”是邓小平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和美国拉开距离以确保世界战略平衡的原因。里根任内还做了一件极其有魄力、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大事，这就是建立了中美两军的军事关系。

　　在里根任内8年中，邓小平和里根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成为私交非浅的国际朋友。

　　里根入主白宫后，把对抗苏联作为他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选择了亚历山大·黑格作为国务卿。黑格原是一名军人，曾任北约盟军司令，属于主张对苏实行强硬路线的鹰派。黑格认为“中国是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关键，与中国的某种形式的结盟是战略的必需”，他建议把中国的贸易地位从原来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同一类型改为“友好但非盟国”一类，前者被视为美国潜在的敌人，而后者则如南斯拉夫。这样就有可能向中国转让某些先进”技术，包括军民两用技术，并允许中国通过商业途径向美国购买防御性武器。6月初，黑格的建议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他希望，一旦中国政府从美国购买武器，会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比较容忍。

　　邓小平对外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一向给予高度重视。1981年1月中旬，荷兰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批准向台湾出售潜艇。邓小平断然决策，将中荷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实际上，当时中国政府并不急于向美国购买武器。在英、法急于向中国出售武器时，中国并没有采购多少他们的武器。

　　1981年6月14日至16日，黑格访华，这是里根执政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首次高层会晤。邓小平会见黑格时，着重谈了售台武器问题。他说，没有一个中国政府可以在台湾问题上犯错误，武器是尤其敏感的问题。如果美国走得太远，中美关系可能踏步不前，甚至可能倒退。当黑格说美方拟向中国转让高级技术和取消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时，邓小平将手一挥：中国宁愿不要美国的军用产品，也坚持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消息传出，日本人感到突然，台湾当局表示强烈反对。在16日这天，里根在记者招待会上一方面表示，美国一直希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取消向中国出售武器的限制是“改善美中关系的进程中的一个正常步骤”；另一方面，他又说“我对台湾的感情没有改变。我们有一项法案，一条法律，叫做《与台湾关系法》。它规定了向台湾出售防御性装备和相互关系中的其他事项，我打算执行《与台湾关系法》。”黑格不知道总统会在这时反驳他，他对里根此时强调《与台湾关系法》表示困惑不解：“总统也许感到，我在执行他的指示中在对华政策方面跑到他前面去了。”

　　里根选择在黑格访华时发表这样的言论，自然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中国立即对此作出反应。本来预定由黄华外长去为黑格送行，结果第二天改由章文晋副外长代替。黑格中国之行不愉快，主因在里根的“拆台”。由于“和里根总统的世界观不同”，黑格很快离职，此后他一直是美国有影响力的对华友好人士。

　　1983年2月，接替黑格的乔治·舒尔茨国务卿访问中国。在邓小平心目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在对外开放中实现经济的飞跃，能否取得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在考虑和处理中美关系时，邓小平既反对美国打“军售牌”，又一直都十分关注中国如何从美国取得更有利的技术转让的条件，以加速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2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舒尔茨时，直截了当地说：“中美之间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问题。”“关于技术转让，中国希望彼此把对方放在适当的地位，中国不乞求任何东西。但中国人懂得，这样的问题是从政治角度来衡量相互关系的标准。”

　　对于邓小平的坦率与直奔主题，舒尔茨极其佩服：如您所说，对华技术转让必须从政治角度来衡量。转让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在遏制苏联的野心上，美国、中国互相需要。黑格国务卿的对华军售设想，事实上是明智的。

　　邓小平笑了：互相需要，这话我爱听。

　　经过一番外交折冲，由于里根总统的适度缓和，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的努力下，1983年9月美国商务部制定的“对华出口指导原则”，将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和技术分为绿、黄、红3类，其中第三类红区属于最高级别的技术产品，可直接用于最先进的军事系统，除特殊原因，一般不能获得批准。总体而言，美国在1983年放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的限制，直接促成了1984年中国总理和美国总统的互访，并对中美技术交往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于“对发展中美关系作出特殊贡献”，邓小平对舒尔茨是另眼看待，许多“心声”都告诉他。1987年3月3日，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会见舒尔茨时说：外界有的说我是改革派，有的说我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经过舒尔茨之口，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派”形象深入西方公众之心，打消了对“邓小平是保守派”的疑虑。所以，中国外交界人士说过，“没有付给舒尔茨一分钱宣传费，他就为我们免费宣传：邓小平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不保守，是实事求是的。对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对实求是能够接受。”今天，和邓小平煮茶论世界的舒尔茨，仍然是美国著名的在野对华友好人士。
　　
　　五
　　
　　最后出现在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老布什），时间为1989年1月20日至1993年1月20日，这是邓小平逐步淡出中国政治生活的时期。然而，老布什却是邓小平在美国政界私交最好的朋友。

　　在目前健在的美国历届总统中，老布什是唯一与中国三代领导人有过交往、保持友谊的一位。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最具“中国情结”，这是世所周知的。

　　1974年夏，老布什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因处理“水门事件”善后而疲惫不堪，时任美国总统福特想让他到国外任职，驻英大使、驻法大使两个肥缺任他挑。出人意料的是，老布什却提出到当时尚未与美国建交的中国当联络处主任：“我要求派往中国，因为我把中国视为是一个未来我们必须打交道的、越来越重要的大国。我把中国看作未来，我们最好与之合作。”正是这一富有远见的抉择，使老布什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到北京赴任后，老布什一改前任的低调做法，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不放过任何出席各种社交活动的机会。他经常去外地旅行，访问过不少工厂和农村，接触普通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他还与夫人芭芭拉各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在北京走街串巷，至今仍被传为佳话。不久，他被调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对这一升迁，老布什担心中国会由此对他产生不好的看法，所以不好向中国高层领导辞行。万没料到，当时主持政府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对他在中国的工作评价甚高，并希望他继续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努力。这一破格的礼遇，令老布什十分感动，终身难忘。后来，每谈及此，他都动情地说：“尽管我当时不是名义上的大使，但我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1975年秋，我离开北京时，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为我设了一个愉快的个人宴会。尽管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但我还是感到，我在当总统期间与邓小平的合作是一种享受。”

　　由于“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老布什常常在中美关系发生问题时“到中国和邓小平打桥牌”：1977年9月27日上午，老布什拜会邓小平，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中美关系风雨飘摇；1980年8月底，由于担心里根的竞选语言激怒中国，作为里根竞选搭档的老布什到中国向邓小平做解释工作。事后，老布什感叹：“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外柔内刚’，‘里面开钢铁公司’，确有识人之明。”

　　1982年5月5日至9日，作为副总统的老布什访华，时中美两国就美方售台武器进行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磋商都陷入僵局……

　　1985年起，出于对中国的热爱，身为副总统的老布什连续4年到中国驻美大使馆过圣诞节。1988年12月的那一次聚会，是在老布什已当选为美国总统但尚未就职的时候举行的。此事当时在华盛顿成为一个不小的新闻，引起其他国家外交官的羡慕，因为在美国的对外交往中，这是没有先例的。席间，老布什热忱地向大使韩叙表示，他下月就职后就要到中国看望邓小平主席，还悄悄地告诉韩，此事美国国务院还不知道。1989年2月25日，老布什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访问了中国，一个重要目的是去看望邓小平，以表达对他的尊重、钦佩和感激之情。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老布什夫妇。

　　邓小平、老布什二人的私交自然不能脱离各自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老布什所说的“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

　　1989年6月，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6月21日，老布什致函邓小平，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邓小平进行坦率的谈话。22日，邓小平复信老布什，表示同意老布什的建议。7月1日，老布什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访华。关于这次特使的人选，老布什煞费苦心。本来，他曾考虑过派前总统尼克松或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特使访华，由于担心树大招风，不利于保密，最后选定了斯考克罗夫特担当此任。斯考克罗夫特曾于1972年随尼克松、基辛格开始“破冰之旅”，处事稳妥，又担任要职，派他来华既显示美国重视中美关系，又不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1989年7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对于美方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邓小平没有片面指责，而是高屋建瓴地说：“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作出决定。”谈话中，斯考克罗夫特坦承：“我这次来华，不是谈判解决目前中美关系中困难的具体方案，而是解释布什总统所面临的困境和他要努力维护、恢复和加强中美关系的立场。”斯氏的谈话表明，老布什本人无意孤立中国，但诚如邓小平所说，“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

　　1989年12月9日至10日，受老布什派遣，斯考克罗夫特以通报美苏首脑会晤情况为由访华，这是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后，首位美国官方高层人士访华。由此，西方对华制裁实际告破。在这过程中，斯考克罗夫特和邓小平也成为朋友。

　　正是由于在处理“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国家间关系问题时，邓小平、老布什充分发挥了二人的影响力，才使中美关系大局得以维护。

　　邓小平逝世后，老布什立即发表书面声明，向全体中国人民转达他的沉痛哀悼，并向邓小平的家属表示慰问：“我为中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而深感悲痛，我非常敬佩他和他为中国创建的丰功伟绩，”“他的逝世，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领袖，世界也失去了一位真正伟大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着比以前更加广泛的人权和个人自由。这些成就应当归功于邓小平先生的政策。”“在建立牢固的美中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我们并非总是意见一致，但他无疑为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