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白行路难看他的交际艺术

　　诗仙李白名扬天下，在我们头顶的灿烂星空中只有两颗星星是以我国古代诗人命名的，其中一颗就是李白星。

　　李白在生前相信自己是太白金星转世，而他超凡出众的文采也让贺之章等着名诗人直呼他为“谪仙人”。历经千年，他的文章更加熠熠夺目，后人以星星为他命名，让他照耀整个人类。可是和他的文才成反比的是他仕途坎坷，郁郁平生难展政治抱负。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可是为什么他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不被所用呢？

　　李白生平所处盛唐文化顶峰之时，26岁，新婚不久的李白，曾写过一篇类似自传的文章《代寿山答孟下府移文书》，在文中这位才娶了唐朝前宰相许围师的孙女，意气风发的新郎官明确道出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简单的来说也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和从前吴越之争的名臣范蠡，楚汉之战中的张良一样在功成名就后晚年退隐江湖，做富贵散人。

　　中国文人文则安邦的政治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李白一再坚信并放歌：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此话坦率直性，大气磅礴，才气超人，令人热血沸腾，纵观中国历史能和这句话媲美的也就只有陈胜吴广揭竿起义时鼓动人心的演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后一句话还有点酸溜溜羡慕他人的味道，不及这句话来得自信从容，激励后世无数草根青年。不过令人悲哀的是，李白自信有才，也的确才华横溢：年少成名，名动公卿，甚至连皇帝唐玄宗在宫殿上接见了李白，和他谈了一阵，都觉得他的确很有才华，高兴地说：“你是个普通人，但你的名字连我都知道了。要不是有真才实学，怎么可能这样出名呢？”有这样的良机，在上上下下文气勃勃、襟怀开阔的时代中名动朝野，连皇帝唐玄宗也愉快地将目光投向这样一个文化天才，但李白最终却还是在政治上屡屡失意，可以说他自己是有责任的。他错在违背了人际交际中礼仪原则中最重要的两条：平等原则和尊重原则。这是有历史记载的。

　　且看李白受唐玄宗赏识后，住在长安后的生活。李白的挚友，被称为“诗圣”的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所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对于这个船，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船”字在古汉语中解释为衣领或者衣襟，所谓“不上船”，并非不登龙舟，而是敞开衣襟，连扣子都不系。《康熙字典》里记载，“衣领曰船”，“或言衣襟为船”。宋朝着名诗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他撰写的《明道杂记》中以为：“船，衣领也。蜀人以衣领为船。谓李白不整衣而见天子也。”也就是说当天子传召的时候，李白以满嘴酒气，衣衫半敞这样一种完全没有公务形象的醉醺醺的姿态出现在最讲究礼仪的宫廷之中，此种形象也确难以让任何一个皇帝对他生出可予重任的信任感，不追究他衣冠不整的犯上之罪已是开元盛世时候玄宗的开明了。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李白敢在天子面前如此不拘礼节。清朝的袁枚点评此事时说道：青莲虽狂，不应若是之妄。但即便是不相信李白会在天子面前如此胡来的袁枚在说话中也承认李白之狂。民间传说中李白也有戏弄权贵，令当时的权监高力士为他脱靴的故事，可见李白由于礼节得罪高力士是不争的事实。

　　有人说，对权贵不讲礼节，甚至侮辱权贵才正是文人的傲气，才大快人心。但是作为交际礼仪来说，尊重是对所有人的一视同仁。我国自古就非常讲究交际礼仪，号称礼仪之邦，而礼仪是什么？礼仪的本义是“敬”，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受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时代潮流等因素而形成，既为人们所认同，又为人们所遵守，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简单的来说，礼仪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应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所以尊重是从所有人做起，尊重弱者，尊重贫者应该，但对贵者也当尊重，这才是对所有人的尊重。

　　两千年前的孔子在周游列国后感叹“不学礼，无以立”。也就是说孔子遍游天下后发现礼仪是立身之本，不讲礼仪的话天下之大也没有你的立身之处。

　　交际礼仪中五大原则：尊重原则，平等原则，自律原则，自信原则和信用原则。李白除了自信原则出类拔萃外，其他做得都不够好，尤其是自律。因为没有给予自己太多的自律，他政治上的失意是难免的。事实上谁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快意恩仇，但是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交往就必须讲究礼仪，也就说必须讲究按大家默认的通行规则办事。

　　李白悟天然，师造化，狂放无忌，他的诗词中长短句杂出，透着十足的桀骜不驯和豪放纵逸。美学家李泽厚曾经说过：“盛唐艺术在（李白）这里奏出了最强音。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但是这一“无迹可寻”，冲口而出的性格造就了李白文学上的成就，却毁了李白政治的前途。恃才旷物的性格使其目空一切，功名利禄的诱惑使其左右为难，所以他叹行路难，事实上是做人难。李白心中的偶像不管是范蠡还是张良，包括谢安，无一不是权重一时，但是在朝野，在帝王的眼中这些人都是谦谦之良臣，而且讲究的是不动声色，尤其是谢安更是把面不改色发挥成一段佳话，绝不是李白这样一受召便激动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稍有打击就郁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离开长安后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的喜怒哀乐，从不掩饰，跃然纸上，注定李白在朝野碰壁的命运。

　　安史之乱后，李白被永王李邀请参加了幕府。后李造反，被肃宗击败。李白因此受牵连坐罪，被流放夜郎，行至巫山遇赦得还。从此被彻底排除在政治之外。李白不是没有政治才能，而最后犯了大错，在于他自知年华渐老，想抓住最后的机会博弈，因为他太想从政立业了。也许李白改改他的交际方式就不会如此行路难了。

　　李白的政治梦想最终没有实现，是他个人的悲剧，但放眼历史长河来看却是文人的幸事。从了政的李白恐怕也写不出豪情天纵的千古奇文，不会再让我们如此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