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生命就是一场表演

　　“演员做久了，会有一种人前表演的本能么？”

　　“什么叫表演呢？人生就是一场电影，生命就是一场表演。”拍照的时候，李连杰说。

　　1982年，李连杰19岁。拍摄《少林寺》让他摔断了一条腿。也在这一年，他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600万元的支票。《少林寺》拍了两年，每天只能拿到一块钱的劳务费。从小在国家体制中成长起来的李连杰早已将此看做是理所当然。8岁进什刹海体校习武，9岁参加第一次国家级武术比赛，得到杰出表现奖，并作为国家对外武术表演的代表，受到周恩来接见。11岁赴美，为美国总统表演。

　　少年武校的训练非常残酷，胳膊受了伤，不会有休息的机会，反而会被要求加倍训练腿部。不能抱怨，抱怨只会带来更多更严格的训练。少年武生们受到的教育是，上台表演的那个人，代表的不仅是自己，而是传统文化，是国家的荣誉。因此，人前表演，一点错误都不能犯。

　　拿到人生第一张600万元支票的时候，李连杰说他当时的感受是:“赶快拿起来，存在银行里，对家里人说，兄弟姐妹上山下乡的全都回来吧，我养了。”

　　采访中，李连杰说，正是这种强大的刺激让他最终选择了进入演艺圈。之后20多年，华语动作片的几次高峰和低潮，李连杰都赶上了。80年代，香港流行“硬桥硬马”式的真功夫动作片，与他合作的是张鑫炎、刘家良。90年代，以少林故事为代表的真功夫动作片衰落，李连杰在美国只能以教拳为生，却又被“新浪潮”出身的徐克挑中。“黄飞鸿”系列不但令传统“黄飞鸿”题材的电影重生，也使李连杰达到了明星生涯的顶峰。1995年，成龙借助《红番区》进入美国主流电影市场，也给一众香港动作电影人带来了在美国开拓市场的机会。1997年之后，李连杰借与梅尔•吉布森合演《致命武器4》的机会，进入美国B级电影的主流市场。2000年，他错过了出演《卧虎藏龙》的机会，但拿到了2002年的《英雄》。

　　李连杰的个性其实和演艺圈有差距。《少林寺》“觉远”一角，原定是长城电影公司的吴刚。导演张鑫炎最终挑中他是因为他有真功夫，他身材矮小，但编剧对导演张鑫炎说，李连杰生就一张娃娃脸，觉远正是少年僧人，不需要身材高大。刘家良和他合作《南北少林》的时候，一度觉得李连杰“怕”他，后来才知道，当时大陆的演员以为他是间谍。李连杰的形象其实并不太符合香港人一贯的审美。香港资深影评人石琪就指出，李连杰形象正派，但对香港人来说，未免单调，让人觉得性格和演技不突出。是徐克为他的形象里加入了许多谐趣成分，又有萧芳芳的配戏，才中和了这种单调。而李连杰自己也感受到这种困惑:他曾说，他最演不来的角色就是令狐冲:“我问导演，这5个跟我在一起化妆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儿？我怎么今天喜欢她，明天她不理我，我就又喜欢另外一个她了？这是怎么回事。导演说，你不要管了，喜欢就行了。”

　　1997年之后，李连杰潜心佛学。2004年东南亚海啸，李连杰和家人遭遇了海难现场，之后，他热心于慈善事业。2006年12月，李连杰第一次公开提出“壹基金”计划。《霍元甲》号称是他最后一部武术电影，刚刚拍完的《投名状》里，他的戏份大部分转向文戏。因为拍完《霍元甲》之后，李连杰说他从此不练武，只练心。现在，他说，他已经可以演得了令狐冲了:“当年我那个年龄段跟江湖还有一大段的差别。现在别说江湖，连宇宙的、政治的、军事的，我都了解了，无非就是一场游戏。”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到，遭遇东南亚海啸之前，你专门去接受过关于死亡的训练？为什么会在还当盛年时候，去接受这样的训练？

　　李连杰:这个死亡训练是一些禅修方法，具体的我就不讲了。我从1997年开始，有了一个关于人生的很大的思考，那就是生命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幸福快乐的指数？我看到身边有许多人，拥有上百亿、上千亿元的金钱，却依然有痛苦。堵车时候，大家都焦躁;要奥运了，扫大街的人、监狱里的人、有钱人、没钱的人，大家都欢呼。那么，痛苦、快乐、幸福到底是靠什么去建立的呢？所以我开始学佛教，在每部戏的间隔都去学习。后来我基本上了解了一个道理:你要幸福快乐，必须知道痛苦，知道了痛苦如何产生，才能去消灭它。

　　三联生活周刊:你要了生死？

　　李连杰:我还在生，也随时在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死。因为有死亡，所以我们有不安全感，所以会对很多东西感到痛苦。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这个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为什么是1997年？从你的履历上看，1997年，《黄飞鸿》系列给你带来的荣誉已经到达了顶峰，功夫电影在香港的票房开始下滑，同时你已经开始筹备进入好莱坞。

　　李连杰:1997年对我来说正在人生转折期。人生到了一个阶段，你觉得要静下来，你觉得你一直在追求一些东西，追求到了却依然不快乐。成名成家、光宗耀祖，每个家庭、每个国家的教育教你的都是这些。1997年，我的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可是人依然不快乐。

　　不光是你不快乐，是你身边的人也都不快乐，周围很多人都不快乐。因为有名了，接触的人层次越来越高，见到很多有钱的家族。可是这些朋友，他们每个人都在很着急，因为股票跌了，孙子淘气了……痛苦，烦恼，不确定，不安全，都在脸上。

　　三联生活周刊:你和家人遭遇海啸时候，你接受的训练起到了作用么？

　　李连杰:起到了。当时我坦然地觉得，如果这一刻要结束生命的话，就这样结束吧，这是我没有办法反抗的。派直升机救我的是卡塔尔的王室，我就想，这么多人这么爱我。我剩下的生命都是多出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一点遗憾都不会有？你说过当时你正和女儿在一起，看不到她长大，也不会遗憾么？

　　李连杰:死亡是必然的，谁规定一定是黑发人送白发人？我每天很珍惜地对待我的太太、我的家人，走的时候一点遗憾都不会有。回来时候，我对太太说，我为家里所做的一切都已经做到了，剩下的都是利息，剩下的生命我要回馈给社会，太太很支持我。

　　三联生活周刊:然后你就开始组织成立“壹基金”。现在好像很多明星都在组织慈善基金。因为在西方，很多基金的组织支持者都是大财团或者非政府组织，但在中国，似乎明星是主要群体。

　　李连杰:海啸是个推动器，我以前在美国也做慈善，其实国内也有很多财团在做，只是明星的曝光率比较高。我们在过去的100年里，大量人还处于温饱线以下。经济腾飞后，温饱基本解决了，所以人们开始反思生命了，所以2002年的22亿元善款到2006年的100亿元的增长，是和社会发展成正比的。

　　你认为是明星做慈善，这只是因为我的身份，但我想的是如何把国外慈善的先进经验搬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人文结构，法律结构，就民间做慈善怎样公正、怎样透明，我学习了两年时间，交了许多学费，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三联生活周刊:明星做慈善，最近也有很多非议，比如善款的去向，比如作秀的成分会不会太大？

　　李连杰:你要知道，不要怪别人不捐，因为大家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足够的公信力，透明度不够，长久的计划不清晰——这4个问题要解决了，才能有成功的慈善事业。

　　三联生活周刊:做慈善的感受和做明星有什么不一样？

　　李连杰:40岁以前的李连杰，在以自我中心为基础:我是立足点，我在以自我为中心去得到什么，在得到的同时可能无心中也付出了什么。比如，对武术的发展、对中国动作电影的推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其实，这些都是在保证我自己的前提下附带的。40岁以后，我走的是反方向，我的一切都是在付出，同时可能也得到了一些，在更多领域有人了解你。